1981年，为了防止课外辅导行业过热，让教育变成普通家庭比拼财力才能获得的资源，韩国政府通过了《学院法》（学院在韩国即指课外辅导班），史称“730教育改革”。打着促进教育行业良性发展的旗号，这套改革方案的核心之一——也就是《学院法》的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机构举办课外辅导班，违令者将处以罚款甚至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为了贯彻这一政策，韩国政府甚至还组织了“课外辅导执法队”。然而，这套一刀切式的法案并没有真正消灭课外辅导市场，韩国的家长和辅导机构开始了与政府漫长的博弈，甚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游击战模式。比如课外辅导老师会深夜“偷偷摸摸”来家授课，有时候还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串门，甚至开着小汽车到郊外小树林补课。韩国课外辅导行业无法被真正消灭的原因，是从中国引进科举制度以来就形成的“即使把耕牛卖掉，也要让孩子读书”的举国共识，以及与中国“高考”一样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在后续的教育改革中，韩国政府还试图将大学的自主招生权力扩大，让学生想要进入大学的条件从只看高考成绩延伸到同时看“综合素质”。于是，韩国的孩子们不但没能摆脱课外补习的噩梦，反而在补习学科教育之外，又被压上了素质教育的重担。韩国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也由此变得愈发沉重。2021年3月，大韩民国教育部与统计厅发布的《2020年小学、初中、高中课外辅导费调查结果》显示，高收入阶层在课外辅导费上每月平均花费超过5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000元），而低收入阶层每月在课外辅导费上也要花去10万韩元。整整30年后，中国的教培行业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720教育改革”。中国的教培行业并不是这周五才从资本的宠儿坠入地狱的。其实从5月份开始，整个行业就因为“双减”政策组合拳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确实是前晚在网上流传，昨天正式被发布的这纸40号文，将这一切推上了高潮。我细数了一下，在这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文件里，总共有15个“严禁”和“严格禁止”，10个“不得”，以及6个“严肃查处”和“坚决杜绝”。2018年的浑水在挖空心思做了几百个小时的访谈和研究后，只不过找到了教培龙头好未来在财务上的些许瑕疵，最后还不得不在做空报告的标题中承认，这是一个“Real Business”。可以看出，那时并没有人认为这个行业有什么政策风险，甚至包括一心想搞垮好未来股价的浑水。
这个行业最大的错，就是用资本的力量，加速了整个社会“内卷”的进程。这些年来，这个行业用无数生动的广告、活生生的案例和新鲜的社交裂变玩法，为家长们编织了一场精巧的“养成系”美梦——似乎只要砸下足够多的钱，投入足够的精力，就能让孩子拥有一份出色的成绩，以及一个远大的前程。“当前排人都站起来的时候，为了看到屏幕，后排的人也不得不都站起来，甚至得站在椅子上。”这个内卷本卷的解释，用在现如今的“鸡娃”领域，再恰当不过。正是在资本的导入下，各种新的技术开始入局教育，从拍照识题到VR教学，新的教学模式层出不穷，见缝插针的占据了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正是在资本的加持下，教培机构得以一手从顶尖学校吸引师资，一手大笔的投入广告营销，让老师、家长和学生一步步接受了课外补习和线上教育是“影子学校”的事实。然而当家长和学生以为通过课外培训就能拿回一部分受教育的自主权时，实际上，却是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学校这一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培训机构正在构建另一个“教育体系”……学校教育、家长、学生、教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校外培训机构绑架，校外培训大有再造一个国民教育体系的趋势。”《不能让校外培训再造一个“教育体系”》， 新华网，3月24日
因此，当政府提出要“双减”，要减轻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时，我是举双手赞同的。如果任凭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继续延伸，那么教育行业大概率会成为榨干每一个家长钱包的“凶器”，而换来的只有资本的狂欢。数据显示，仅在2020年，K12教育赛道的融资额已经超过此前三年累计融资额总和，新增教育相关企业更是超过万家。也是在过去一年内，在三地上市的教育类上市公司，市值增长超过了5千亿人民币。然而不要忘记的是，在此之前，政策一直强调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和“减轻负担”这两个关键字。这两个关键字可以让好未来和新东方们的股价在过去两个月内出现了腰斩，但引发第二次股价腰斩的这个“黑色星期五”，却是别的原因。
之所以会有“黑色星期五”，是因为最新出台的文件让市场投资者认为，政府不但是要将资本彻底的驱逐出教培行业，甚至可能要对整个行业进行封杀。问题是，就算教培行业被彻底取缔，真的就能起到“双减”的作用吗？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家长如此拼命鸡娃，中国的孩子如此拼命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会有这些原因，但很可惜的是，恐怕99%的家长和学生都不仅仅是为了这些原因。能够在若干年后用高考的方式实现鲤鱼跳龙门，或者仅仅是守住之前的阶层，这才是大部分中国家长和学生努力的终极目标。谈中国的高考政策有些敏感，而且就像兔主席在最新文章里写的那样——“高考这个机制是中国教育公平大政治下的必然选择，高考是绝对不可替代的”。那么，如果将视线投向同为高考大国的韩国，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间，韩国对高考政策进行了至少21次较大的改革调整，然而努力却没有赢得多数家长的掌声。 2016年，韩国教育电视台EBS为高考拍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学习的背叛》。里面的孩子为了高考，甚至比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更加“励志”和“艰苦”。比如手上已经布满老茧的十六岁少女，写到手无法握住笔也要绑着橡皮筋靠手腕力量继续写。她每天凌晨两三点能睡觉都是一种奢侈，学到教科书都能默写下来。而纪录片中更让人有感触的，是韩国在高考改革后，学生为了考上大学，不但要参加高考，还要准备校内成绩，更有一本名为综合生活记录簿的小册子，会对考生高中三年的学校表现、社会实践、课业成绩进行综合评估，并折算成相应的成绩。这就是之前所说的“素质教育”考察，而这样的改革引发了更加疯狂的内卷。就像在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被采访的韩国人说的：“（韩国）高考改革的目的就走偏了，它努力把课外教育拉下水，却没有把公立教育推上台。每一次改革都号称要减负，实际上只是‘解放了它（学校）自己’，最终将责任踢给了家长、推给了辅导班。”借用前两年的韩国热播剧《天空之城》里的一句话，“这国家的教育目的不都是为了高考吗？”因为高考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我们这些70后80后同样走过义务教育到高考的这条路。虽然也有课外补习，也有一些虎爸虎妈，但为什么那时整个社会对教育和学历问题没有如此的焦虑呢？彻底整治教培行业后，社会真的会像兔主席在文章中写的那样回到80~90年代吗？“……那时有没有辅导呢？也是有的，但是很少，并不成为风气，主要靠自己学习。那时家长管不管呢？也有的家长管，但不是必须，也是看每个家庭。但不存在一个“吃人”的教培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把备战高考的精力留在高中阶段。而如果国家能够在小初阶段提供均衡、免费、有质量的公共教育，我相信大多家庭是会满意的，乐见此结果……”
个人认为，这种想法不但不现实，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幼稚了。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80~90年代的那个社会。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中低速阶段，不仅阶层差距正在逐步定型，更重要的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如果清北复交的学生都选不过来，我又何必将筛选条件放宽到985？如果211学校毕业生的简历都蜂拥而至，谁又会去看二本甚至是专科的学生呢？是的，我也知道唯学历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的，就算是学历一般的年轻人中也会有非常多非常出色的人才，但人才的供给和职位的需求决定了资源和精力的分配。学历之于公司招聘，就像是高考分数之于大学招生一样，是对人和人之间效率最高的划分。所以说，认为现在家长对课外教育的焦虑和渴望只是为了高考，那只是浅层的原因，如果再向下深究，其实是就业机会的不均衡，是不同岗位认可度的不均衡，是不同阶层能够获得概率的不均衡。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教培行业不过是一头肥美的替罪羊，仅此而已。2007年韩国畅销书第一名《88万韩元世代》描绘了年轻人的尴尬处境。韩国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只有5%有机会被录用为公司正式职员，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韩国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2万美元水平，然而刚毕业的大学生大多只能拿到88万韩元的月薪，折合人民币月薪刚刚6千元，生活非常窘迫。 在2009年的调查报告《韩国与日本的社会意识结构》中，针对“贫富差距是否过大？”的问题，首尔的受调查男性有94%斩钉截铁的回答“是”。经历了残酷的高考，年轻人依然无法看到生活的希望，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抛弃恋爱、结婚、生孩子的三抛世代，这种情绪仍在发酵，抛弃希望、梦想的N抛世代并不遥远。 2018年韩国人均总收入突破3万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七个闯入“5030俱乐部”（5000万人口3万人均总收入）的国家。在经济蓬勃向上的同时，韩国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出生率跌破1.0的国家，正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七十年间，韩国政府通过不断的改革、投入与妥协，小心翼翼的维护着脆弱又卑微的公平，却让教育和高考一步步走向了一场邪教般的疯狂。只手遮天的财阀、大而不倒的名校和望子成龙的家长背后，藏着那个所有人都明白、却又不愿面对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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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卫翁 ，原载：起朱楼宴宾客。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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